利瑪竇小傳

台師大數學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 黃清揚

明萬曆三十八年（公元一六一○年），耶穌會士利瑪竇（Matteo Ricci）於北京病逝，此時耶穌會在中國的信徒已達二千五百人（傅衣凌，433頁）。利氏是來華成功進行傳教活動之第一位耶穌會傳教士，其居華二十八年，來華目的雖為傳教，但攜來的西洋天算，卻對中國數學的發展產生一定的影響力。

生平摡述

    利瑪竇一五五二年（嘉靖三十一年）十月六日出生於義大利的馬切拉塔（Macerata），十六歲（1568）時其父送他到羅馬學習法律，三年後（1572）入顯修會神學校（Collegio Romano）就讀，並在丁先生（Christophorus Clavius,1537-1612）門下學習數學。一五七七年（萬曆五年）利瑪竇請願來華傳教，於一五八二年（萬曆十年）抵廣東香山墺，先學習中文。次年（1583）入廣東肇慶，與羅名堅（Michele Ruggieri,1543-1607）會見兩廣總督郭應聘，獲准定居「遷花寺」，陳列西洋器物、書籍、地圖，介紹西方的科學文明，博取官紳士民好感，以利傳教。萬曆十七年由肇慶往韶州，建立首座教堂，二十二年（1594）由韶州而南雄而南京。二十三年（1595）北行到南京，折回南昌，建立第二座教堂，改穿儒服，自稱「西士」。利瑪竇於南京識徐光啟。二十六年（1598）隨新補禮部尚書王忠銘等至北京。二十七（1599）年被遣回南京，在南京建立第三座教堂。萬曆二十八（1600）年再入北京，入貢方物，神宗欽賜官職，並賜第於順承門（後改名宣武門）外居住。在北京與徐光啟共譯《幾何原本》六卷，與李之藻共譯《同文算指》等書。是為西洋曆算輸入中國之始。利瑪竇於萬曆三十八年閏三月十八日（1610年五月十一日）病逝。

時代背景

    利瑪竇來華期間，正是明王朝史上的重要關鍵期。神宗（萬曆）即位之初，首輔張居正的輔佐，使明朝的統治一度出現中興的景象。但萬曆十年（1582）張居正病死，在富豪強貴的攻訐之下，張居正死後兩年被清算，改革被罷除。從此以後，萬曆已經實際掌握了政府的大權，但廢長立幼事件與皇帝本身的性格使得萬曆採取長期不理政事，不見朝臣達二十餘年。

萬曆中後期明朝一直處在嚴重的內憂外患之中。外患方面，倭寇在東南沿海地區的侵擾失敗後，便轉向北侵朝鮮。萬曆二十年（1592）六月，日本豐臣秀吉率水陸軍凡二十萬人進入朝鮮，明派兵入援，後於二十二年（1594）九月與侵朝日軍簽訂停戰合約。萬曆二十五年（1597）二月，日軍再次侵入朝鮮，恰豐臣秀吉於二十六年七月九日病死，明朝得以擊潰日軍。明朝雖得勝，但卻暴露其政治腐敗及政府機制的低能。經過此次戰役後，明朝的邊防更加虛弱，政治更趨危機。而此時更大的外患來自北方，女真族部落首領努爾哈赤在白山黑水間發難，相繼控制了東北女真的全部勢力。對明朝在遼東的統治勢力，形成了嚴重的威脅。與此同時，為了防禦北方邊患，明朝也非常需要關於火砲方面的知識。

內政方面，宮廷的奢侈浪費給國家財政增加莫大負擔，臨時性的田賦加派不時出現，水旱災頻仍卻不管理和倡修，因而導致長期的災荒以及接連不斷的人民騷動。但值得注意的是，嘉靖、萬曆時期農業生產力提高，推動了商業和手工業的發展，使得這一時期商品經濟的繁榮，形成了一個高潮。而東南沿海地區民間的私人海上貿易因突破官方禁令亦在此時迅速發展。

嘉靖、萬曆時期代表社會經濟變化的特徵之一便是思想的開創和變革，代表人物為李贄（1527-1602）。李贄本身為儒家的信徒，由於對官僚政治不滿，所以絕意仕徒，進而寫書批評政治。他的著作，著眼在把讀書人的私利與公眾的道德相融合，而解釋經典則全憑個人的直覺和見解，再加上本身的經歷，使他對問題的了解更為深刻。因此，著作廣受讀者的欣賞。但這卻與當時的正統儒家觀念格格不入，並為他招來殺身之禍。黃仁宇《萬歷十五年》有段話寫得很深刻：

如果知識份子放棄了正統的儒家觀念，則王朝的安全會立即受到威脅。知識份子在政治上是政府中的各級官員，在經濟上是中等以上的地主，正統的儒家觀念是維繫他們的紐帶，除此而外，再無別的因素足以使他們相聚一堂，和衷共濟。（278頁）

1602年，李贄在獄中自刎而死。但其對正統儒教的挑戰直接或間接影響明末的某些思想家和文學家，「士大夫多喜其書，往往收藏」（顧炎武：《日知錄》卷十八）（傅衣凌，428頁）。在這種背景之下，不難想像因西方天主教的傳入，有人主張儒耶結合的思想了。也因此，天主教的傳入才能開展其第一步。

另外在算學曆法方面，當利瑪竇到達中國時，明朝所採用的曆法為大統曆與回回曆。前者直接依據元郭守敬等人的授時曆（1280），極少改動；後者為公元十三世紀由阿拉伯國家傳入，為回民應用的曆法。經過長期沿用且甚少修改，到明末這些曆法已有差時，特別明顯的是日月蝕的預告，但欽天監官員無法修改。《明史記事本末》中記載「明神宗萬曆二十四年（1596）按察司簽事邢雲路奏：大統曆刻差宜改。欽天監正張應候等疏詆其誣。禮部上言應從雲路所請，及令督欽天監事，仍博訪通曉立法之士酌定，未果行。」（李儼、錢寶琮，261頁）。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在此時看到這一點，適時介入，企圖利用改曆結交知識份子，獲得皇帝的信任，來實現傳教目的。而本身對天文學修養不足，曾屢函羅馬耶穌會，請派精通此學之教士前來（王萍，9頁）。

傳教與西學翻譯

    十六世紀為耶穌會傳教士來華活動最顯著的時期，但在利瑪竇之前並未取得有效成果。利氏來華後耶穌會士採取「尊孔聯儒」的策略，把交往的範圍從一般民眾轉向士大夫階層（傅衣凌，433頁）。他們的傳教策略是通過科技知識來傳播天主教義，許多高官名流與之往來酬答。著名的有徐光啟（1562-1633）、李之藻（1565-1632）等人。向中國學者講說傳授之餘，利瑪竇亦兼事著作及譯書。除了宣揚天主教義之《天主實義》、《二十五言》、《畸人十篇》等作品外，更有講求天文曆算之書，如《幾何原本》、《同文算指》、《萬國輿圖》、《乾坤體義》、《測量法義》等書。其中以《幾何原本》與《同文算指》為最。

    《幾何原本》六卷為利瑪竇根據丁先生的十五卷拉丁文評注本《幾何原本》（十四、十五卷為後人所補）與徐光啟共譯，由利氏口授，光啟筆授，歷時三年，於萬曆三十五年（1907）成書付梓。值得注意的是，徐光啟本欲將全書一次譯完，但利瑪竇主稍待，此記載於＜譯《幾何原本》利瑪竇序＞：

太使（徐光啟）意方銳，欲竟之。余曰止，請先傳此，使同志者習之，果以為用也，而後徐計其餘。太使曰然。是書也，苟為用，竟之何必在我。遂輟譯 而梓，是謀以公布之，不忍一日私藏焉。[1]

這使得徐光啟感慨道：「續成大業，未知何日？未知何人？書以俟焉。」（見譯《幾何原本》徐光啟跋）。此感慨亦果真應驗，直到清末（二百五十年後）李善蘭（1811-1882）與偉烈亞力（Alexander Wylie,1815-1887）合作才完成此一工作。[2]站在傳教士的眼光來說，《幾何原本》六卷為第一部譯為中文之西方科學書籍，利氏若能讓中國學者重視此書，即可將西學的地位確定，對於傳教事業影響甚大。故利瑪竇的謹慎確有其道理。

    《同文算指》為利瑪竇授，李之藻演。全書根據丁先生的《實用算術概論》（Epitome Arithmeticae Praticae,1583）與程大位的《算法統宗》（1592）而編譯，成書於萬曆四十一年（1613）。全書分為「前編」、「通編」、「別編」共三編。在自序中李之藻說道：

    「前編」舉要，則思已過半；「通編」，稍演其例以通俚俗，間取《九章》補綴而卒不出原書之範圍；「別編」，則測圜諸術，存之以俟同志。

書中內容主要記載西法筆算，並採用中西算術之精華，自加減乘除以至開方，無所不備，並附有習題。此書為介紹歐洲筆算的第一部著作，是歐洲近代數學傳入中國的開始，對往後來的算術有深遠的影響。

評價與結語

    綜觀來看，利瑪竇之所以能成功傳教，原因在於其融合儒家思想，介紹西方科學，博取士大夫階層之好感，進而獲取朝廷之傳教許可。再加上利用改曆此一大好機會，作為傳教以及其他活動的重要關節。此種情勢下，利氏認為西方天算之學終有被中國採用的一日。而認同西學的士大夫與後來的傳教士所走的路的確應驗了利氏的想法，利瑪竇的影響可見一般。但我們也必須清楚這些只是利瑪竇的手段，並不是其最想要的。雖然西方天算終為中國接受，但相對的，耶穌會最終目的－傳教卻未嘗順利。

參考文獻

王萍（1980），《西方曆算學之輸入》，台北：中研院近史所。

李儼（1980），《中國算學史》，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李儼、杜石然（1992），《中國古代數學簡史》，台北：九章出版社。

李儼、錢寶琮（1998），《李儼錢寶琮科學史全集》第五卷，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

黃仁宇（1995），《萬曆十五年》，台北：台灣食貨出版社。

郭書春主編（1993），《中國科學技術典籍通彙  數學卷》第四、五冊，鄭州：河南教育出版社。

傅衣凌主編，楊國楨、陳支平著（1999），《明史新編》，台北：昭明出版社。

Engelfriet, Peter M. (1998), Euclid in China: the Genesis of the First Translation of Euclid’s Elements books Ⅰ-Ⅵ （Jihe yuanben;Beijing, 1607）& its Reception up to  1723. Leiden / Boston / Koln: Bri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