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討三月天
台灣師範大學數學系 洪萬生教授
從三月二十一日開始，我在十天之內連趕了三場與科學史有關的研討會。第一個溯自南台灣的高雄科學工藝博物館（簡稱『科工館』），主題是『科技、醫療與社會』（三月二十一、二十二日），吸引了高雄師範大學與高雄醫學大學的很多師生，前來共襄盛舉，實在是難得的盛會。相較於二千年該館舉辦的『李約瑟紀念研討會』，本次參加的成員除了多了醫療工作者之外，在地學生的比例看來也提升了。以我自己參與的『科學史與科學教育』這一部份來看，高雄師大的林煥祥、洪振芳教授，就分享了他們教學與研究的心得，以及他們長年在南台灣所累積的相關學術資源，比如新近出版的科學史（特別是化學史）著作的收集，都是令人耳目一新的貢獻。
或許這種南台灣的『在地』(in
context) 特色可以逐漸突顯出來吧！以雲林科大林崇熙教授的『拼裝車』研究報告為例，就充滿了『都市佬』頗難體會的衝力與動量。假以時日，我們相信一個非常獨特的『南台灣論述』(southern
Taiwan discourse) 一定會成功地開展出來，因為有活力的學術聚落已經形成了。
在歷史上很長一段時間內，南台灣都是外來文化的入口，直到東北亞日本勢力的崛起，它的發展重心才逐漸北移，從而逐漸淪落成為邊陲地帶。儘管如此，三月天的南台灣還是洋溢著和喣的陽光，也讓我的研究報告看起來不致於過份『文謅謅』。我的論文題目是『中日韓數學文化交流的歷史問題』，企圖在此一論述結構中，為『東算』（韓國本土數學）及『東算家』尋求一個歷史定位。不過，其中有關中日算學交流之研究成果，主要仰賴天津師範大學徐澤林、馮立升兩位教授的出色表現。至於日韓算學之交流研究，則無從聞問，或許史料之闕如是一個主要因素吧。
順著同一個思考進路，我在『第六屆科學史研討會』（三月三十、三十一日，中研院數學所）也發表了〈數學文化的交流與轉化：以南秉吉
(1820-1869) 的《算學正義》為例〉。在本文中，我利用《算學正義》作為一個
“DEMO”，以便探索朝鮮李朝『儒家明算者』南秉吉如何轉化傳入的中算，以及他如何與『中人算學者』互動。關於南秉吉研究，本文是我所撰寫的第三篇論文，如果再加上我與研究生楊瓊茹等人合作、即將完成的有關《九章術解》的校勘研究，我們對南秉吉的算學成就應該有了起碼的認識，接著下來，我們就可以進一步探索十九世紀中葉朝鮮社會文化脈絡中的南秉吉了。另一方面，我們或也可以運用比較史學的進路，來對比南秉吉與同時代的中算家李善蘭
(1811-1882)，了解這兩位異國數學家在中韓各自數學現代化進程中，究竟扮演了何等的角色。
四月一日一早，我開車到長興街載金永植
(Kim Yung Sik) 教授，一道前往清華大學，參加由該校歷史研究所主辦的一場研討會，主題是『科技的公眾認知與新世紀科技研究的角色』(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TM and the Roles of Science Studies in the 21st
Century Asia) (STM: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由於這是雪梨、北京與新竹三市輪流舉辦的
Sino-Australian Symposium 第二屆研討會，除了代表北京市的中國科學院學者因故未克與會之外，澳大利亞則有三位學者出席。此外，俄羅斯數學史家
Alexei Volkov也從加拿大趕來與會。我負責報告的題目，則是籌辦者傅大為教授所建議，他覺得在這種場合非常值得介紹《HPM通訊》，因此，我遂以
“The Circulation of the HPM Tongxun (Newsletter) and
Its Relevance to the Mathematics Teacher Community in Taiwan” 為題，針對本刊的發行旨趣與內容大要，及其與台灣數學教師社群之相干性，做了三十分鐘的報告。由於時間有限，無法說明讀者的回饋意見之分析，實在可惜。不過，倒是激起了相當熱烈的迴響。或許本刊得以在『非制度化』與『非專業化』的背景下存活
─ 迄今共發行30期，總數為A4開式498頁，才是它贏得大家注意的主要原因吧。當然，我們的編輯群有能力『及時』推出一些頗具特色的專輯，也功不可沒。還有，讀者的厚愛與參與，也是鞭策我們繼續前進的動力。請大家參閱我們所提供的讀者回饋問卷之分析，並繼續惠賜高見，讓我們攜手一起成長。
忙碌的三月天終於過去了！在此，我要特別感謝科工館與傅大為教授，讓我有從容的機會，具體地呈現這幾年與台灣HPM社群共同創發的一點成果。還有，這三場研討會都有一個共同的主軸，那就是STS（科學、技術與社會），欲知詳情，請參閱台灣STS虛擬網站：
http://sts.nthu.edu.tw。